知青之情
2021-11-23 08: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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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知青之情》,是我2015年6月26日应邀为《北京知青在安塞》写的文章,编入《北京知青在安塞》一书。同年应邀为《北京知青在安塞》写的《对知青时代,不仅要知情》《北京知青在安塞·后记》(两文昨天在网上发出),没有编入书中。

       知青之情

       谷培生

       《北京知青在安塞》即将付梓,这对在安塞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言,对安塞人民而言,都是一件大喜事、大实事、大好事,可喜可贺。去年夏,安塞县档案局把《北京知青在安塞》的书稿送给我,邀我修改,当时我忙于电视连续剧《北魏王朝》剧本的创作,没时间效劳,只好推辞了。每每想起这事,甚觉抱歉,今忙里偷闲,命笔涂鸦,以为弥补抒发自己对北京知青的敬佩之情、感激之情。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于1955年9月,结束于1978年10月。其中1968年12月至 1978年10月十年为高潮期。知青时代结束都已经三十五年了,但往事并不如烟。说起北京知青插队到安塞,我的眼前飞扬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我的脑海闪现一个个清晰的镜头。

       北京知青来了!

       知青到来的消息不翼而飞,死水般的小山村生发起层层涟漪。我们王窑村的人们在谈论着、想象着,也筹备着、期待着。

       1969年元月的一天,王窑公社的许多人像赶集上会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王窑学校。有迎接知青任务的生产队,派出得力人手,赶着毛驴车早早地等待着。人们互相询问着有关北京、有关知青的问题,然而所答皆非所问。因为老乡们不仅没有到过北京,去过延安城的人也屈指可数。北京,那时候在我们王窑老乡的心目中,就是神话。

       车来了!载着北京知青的几辆解放牌汽车缓缓地驶进学校。老乡们怀着好奇、激动的心情,满脸笑容迎上前去。大卡车上虽然有篷布,但简易公路尘土飞扬,站在卡车上的知青们一个个全身上下都是一样样的黄土色。知青们尽管满脸尘土,却神采飞扬,有说有笑。

       我们队的人争先恐后地帮知青搬东西,大家肩扛人提,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京知青。一些知青用网兜提着洗脸盆、水果。看见这种网状的提兜,我们都很新奇,以为这是他们自己手工编织的呢。看!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大家簇拥着知青向村里走,边走,边说,边笑。

       我们王窑队把知青安排在村里最好的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有两进接口子石窑,其中一进左右都连着窑(俗称前后窑双堂),院子里还有一间房子,有比较宏伟的大门(俗称楼门)。一进三室的中窑比一般的陕北窑洞大很多,约莫有15米深,6米宽。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保安途径王窑,毛主席就住在那一进三室的窑洞里。单独的那孔窑洞是生产队的粮库,知青住在一进三室的窑洞里,男左女右,大炕形成大通铺。中间的大窑做活动室,生产队冬天、雨天开大会也在这里。

       我们村知青来的时候,正值大寒季节,朔风呼啸,天寒地冻,但这一天的知青点却热气腾腾,喜气洋洋。村里人簇拥着知青问寒问暖,更多问的是见过毛主席没有,北京城有多大,火车跑的有多快。知青们拿出东西给老乡们分享,没吃过饼干面包的乡巴佬,用牙齿咬一丁点就直喊甜。当然,知青送我们最多最好的礼物是毛主席像章。我们队接待知青的第一顿饭是农村过红白喜事才能吃到的荞面饸饹羊腥汤、炸油糕。

       到我们王窑生产队插队的知青有20名,开春时,曲中媛等10人改去岔路川生产队了,留在我们生产队的10人是陈光水、洪府顺、郑雪芬、张淑礼、刘桂芳、鲍希敏、郝玉珍、宋穆坤姐弟(还有1名患癫痫病的男生开春后不久就走了,我没记住名字)。他们是北京74中、128中的。乍听128中,我们都惊呆了,哎呀,北京城仅中学就是128所啊!那时,我们安塞只有1所中学。

       北京知青来了,毛主席身边的人来了。老区人民欢天喜地,队里每家每户都拿出自己家最好的食品,去知青点看望知青。记得我们家送去了满满一篮子鸡蛋。

       北京知青使我知道世界有多大。他们丰富了我的知识,促进了我观念的转变。我是从北京知青那才知道了“肉夹馍”,知道了北京“长安街”,知道了相声,知道了北京除中南海外,还有北海、前海、后海。1969年到1971年,虽说“复课闹革命”,但学校上课不正规,教材也不全,所以我也经常在队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我毕竟是学生,参加劳动比较少,和知青近距离接触的也不多。但是,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一件事是女知青背麦子遇险。陕北农民都知道,背麦子是最最辛苦的农活,所以背麦子的都加工分。1970年的一个夏天,我们队在阳山割麦子,阳山的麦地非常陡立。一位女知青背着一背麦子,脚下一歪,连人带麦子从山坡上滚下去。一声呼喊,满山的人都惊呆了,人们纷纷向滚动的麦背跑去,可谁也赶不上……好在悬崖边上长着几棵山榆,拦住了像圆球一样滚动的麦背。当队长抱起那位女知青时,她已经昏了过去。此后,我们队决定,女知青不参加背背子!

       我1974年12月入伍,1975年3月下老连队,当了一名打山洞的工程建筑兵。在山洞里打眼、放炮、搬石头,非常劳累。艰难困苦中,我产生了混两年复原回家的想法。5月的一个周日,我看见关中农民在收割麦子,蓦然想起那滚动的麦背,非常自惭!我想,我是由农村到军营的男子汉,人家是从都市到农村的女学生;我已经是十八岁的汉子,人家当年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人家能吃苦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狠下心来,在艰难困苦中磨练自己,后来立了功、提了干。

       还有一件事是知青送我一把小钢尺。知青时代,我们安塞除县城真武洞外,其它地方都没有电。1970年,我们王窑公社修建了杨桥水电站,公社、学校、供销社、卫生院才用上了昏惨惨的电灯泡。知青点一直没有电灯,村里人经常看见知青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学习。1970年冬的一个下雪天,我去知青点,见洪府顺趴在炕桌上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洪府顺拿起字帖告诉我,他用钢笔学写颜体字。我不懂颜体,也没见过字帖(我们是拓上老师写的“仿”练毛笔字)。于是,洪府顺给我讲楷书四大家,讲“颜筋柳骨”。看到初中生没见过字帖时,洪府顺感叹农村学校的落后;说到我们没有直尺,如果三角板不够长就用书脊画线时,洪府顺把自己的不锈钢小直尺送给我。

       许多人说我爱学,与那把小钢尺有些关系——我上高中、教民小、当兵,一直带着小钢尺,它成了激励我学习的戒尺——我至今珍藏着那把小钢尺。

       2011年冬,我在北京昌平帮一位老首长修改书稿,联系上了在我们王窑队插过队的张淑礼、曲中媛,联系上了1974年和我一块儿在王窑中学教学的夏宝庆老师。听说我到了昌平,曲中媛、夏宝庆马上开车到昌平与我见面。四十三年过去了,说起王窑的山山水水,说起当年的人和事,曲中媛、夏宝庆记忆犹新,感慨良多。

       我对曲中媛、夏宝庆说,你们北京知青在延安,不仅磨练了自己,升华了自己,而且为延安人民、延安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说知青对延安的贡献主要有“两促”:促进了延安文化、生活、观念的转变。尤其是促进了文化的普及。那时候,安塞农村小学的黑板前,几乎都有北京知青的身影。促使了国家对延安老区的扶持。因为是北京知青把延安老区的艰苦情况汇报给周总理的。

       北京知青,我认为有四方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砥砺自我的精神。大都市生大都市长的十五六岁孩子,在海拔一千五百来米的梁、峁劳作,在陡立四五十度的坡、窊上刨食,冬天满身霜花,夏天全身汗水,与农民一道每天把东山的日头背得送到西山,凭的是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精神。拿今天的话说,做人要阳光,要砥砺前行。

       二是刻苦学习的精神。知青插队到农村,几乎是一切从头开始,他们学耕耘,学收割,学打场,学碾米,学推磨,学做饭,学缝补衣衫,当然还学文化。北京城里生、靠着父母长的知青,在来延安插队前很少有人做过家务活,更不用说缝缝补补。半年后,我亲眼见知青自己做饭,自己缝补衣衫。劳动强度那么大,田间地头,煤油灯下,知青们手不释卷,刻苦学习科学文化。我参军后边打山洞边学习,也是受了知青刻苦学习的影响。

       三是珍惜粮食的品德。知青插了几年队,挨了几年饿,所以深深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光盘行动”前,食物浪费比较严重,但插过队的知青鲜有浪费食物的现象。这一点,值得当今大中学生学习。

       四是感恩的品德。曲中媛、夏宝庆二位怀着感恩之心,询问我王窑村、岔路川村、王窑学校等近况。曲中媛大姐询问岔路川的小张,我介绍完张的近况后对曲大姐说,小张不小,比我小两三岁。曲大姐笑着说,她脑海中留的是一个穿小黑袄、留盖盖头的男孩印象。夏宝庆老师在《回想当老师的日子》一文中写道:“总是忘不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忘不了伴我同行的每一位朋友。”《北京知青在安塞》一书中,几位知青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留下了手机号码,这是对安塞父老乡亲感恩的一种体现、信任的一种体现,也是他们自己做人阳光的一种体现、无私无畏的一种体现。

       北京知青与延安人民之间的友情,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亲情友情,是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厚谊。值得铭记,值得珍惜,值得歌颂。

       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啊,延安人民想念你们!我们王窑村经历过知青时代的人们,常常念叨在我们村插过队的北京知青:陈光水、洪府顺、郑雪芬、张淑礼、刘桂芳、鲍希敏、郝玉珍、宋穆坤姐弟……

       北京知青啊,多回来看看!我们想念你们!

       (2015年6月2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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