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时代,不仅要知情
2021-11-22 1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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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2015年1月6日应邀给《北京知青在安塞》一书撰写的文章(编入书中的是另外一篇《知青之情》)。将近7年,早已淡忘。加入“安塞老乡·北京知青交流群”后,看见夏宝庆、鲁米嘉等北京知青在群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发出此文,聊以自慰。

       对知青时代,不仅要知情

       谷培生

       《北京知青在安塞》即将付梓,这对在安塞插过队的北京知青而言,对延安人民而言,都是一件大喜事、大实事、大好事,可喜可贺。去年夏,安塞县档案局把《北京知青在安塞》的书稿送给我,邀我修改,当时我忙于电视连续剧《北魏王朝》剧本的创作,没时间效劳,所以推辞了。每每想起这事,甚觉抱歉,今借元旦假期,命笔涂鸦,以为弥补。

       我这里所说的知青时代,是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不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述,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含农民一方;二是“运动”一词如今多含贬义。

       知青时代,结束都有三十五年了,许多年轻人可能并不完全知道这段历史,因此我按照开始、高潮、结束三个阶段在此做个简单介绍:

       知青时代的开始。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根据访苏见闻,向党中央提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主席首肯。1955 年9月,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北大荒垦荒。由此,中共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拉开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知青时代的高潮。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时代进入高潮。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上山下乡。

       知青时代的结束。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知青回城、就业。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我此文所说的知青时代,主要指开始于1968年12月,结束于1978年10月这整整十年的时代。我这里说的知青,专指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既不包括当地城镇的插队知青,更不包括当地的返乡知青——返乡知青是指农业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返回农村。这些农业户口的学生,没被纳入“知青”的范畴,所以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安置知青就业,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将知青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都不包括返乡知青。

       知青时代是可歌可泣的历史,知识青年是可亲可爱的群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次历练,一次洗礼,一个阅历。北京知青插队到延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伟大事。

       “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想起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岁月,不管是北京知青,还是延安老乡,“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北京知青在安塞》记载了这段史实,抒发了这段情感,装载了这段记忆。知青杜惠英在《永远的记忆》中说,插队“那是大好年华的亲身经历,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知青张利华的《梦中的水磨砭》开篇赋诗:“我的人生虽不是从这里开始/青春却在这里绽放。”杜惠英说“大好年华”, 张利华说青春绽放,都说明插队生涯乐在苦中,笑在苦中,得在苦中。

       北京知青懂得在艰难困苦中历练自己。知青时代,我们安塞除县城真武洞外,其它地方都没有电。1970年,我们王窑修了小水电站,公社、学校、供销社、卫生院才用上了昏惨惨的电灯泡。知青点,至少在我当兵离开安塞的时候(1974年12月),没听说有电灯。大都市生大都市长的十五六岁孩子,在海拔一千五百来米的梁、峁劳作,在陡立四五十度的坡、窊上刨食,风霜雨雪,披星戴月。他们冬天满身霜花,夏天一身汗水,与陕北农民一道,每天把“东山的日头背得送到西山”。《留在犁铧上的记忆》使知青王桂英永生难忘,《受苦的日子》让知青郎小华终生感慨。知青贺芳在《七律·知青插队四十年有感》中呼喊:“两鬓霜华羞荏苒,一肩风月叹蹉跎。”知青谷辅昆1972年5月在挑水时受伤致残,年仅21岁 “便开始了轮椅生活”!看完谷辅昆、杜惠英、刘锡恩《轮椅上的人生》,铁人也会唏嘘不已!《孟子·告子下》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经过蹉跎岁月磨练的北京知青呵,你们是社会精英,你们应有福报!

       北京知青懂得处处留心皆学问。他们在农村,不仅学文化,学农活,而且学生活。在北京城里生、靠着父母长的知青,在来延安插队前,很少有人做过家务活,更不用说缝缝补补。当年王窑流传着一个笑话:插队知青问老大娘煮饭“用百分之多少的水呀?用百分之多少的米呀?”后来,我亲眼见北京知青自己做饭,自己缝补衣衫。王春元在《乡亲——我永远的亲人》中说:“乡亲们手把手地教我,我慢慢能干一些基本农活了,比如耕地、挑粪、锄草,放羊,还学会了做饭;婆姨们教会了我怎样做棉被,纺线线,使我逐渐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北京知青懂得珍惜粮食。北京知青离开北京、离开父亲时,深知农村艰苦的父母也许省吃俭用,为他们带了一些面包、饼干、水果糖。不多时,他们就感觉到了粮食的金贵。知青王春元在《乡亲——我永远的亲人》中回忆说:“后来,我把分的粮食吃光了,断顿了,就到各家要饭吃(现在叫噌饭)。老乡很淳朴,很善良,我去谁家都能吃饱。”知识青年插了几年队,挨了几年饿,所以他们深深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光盘行动”前,食物浪费比较严重,但插过队的知青,鲜有浪费食物的现象。

       北京知青懂得与人和谐相处。北京知青虽然年龄较小,虽然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老师,离开了都市,但他们能自珍自爱自励,知青与知青之间、知青与农民之间,能互相体谅,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知青魏振生在《永恒的记忆——卅年后回延安有感》中坦言:“那时,我们啥也害不哈,/那时,我们年轻,常常把人生当做游戏,/那时,我们满身稚气,/还有造反派的浮躁积习。/老乡即恼怒,又为我们叹息——/‘离娘的娃多么不容易!’”——可以说,北京知青与陕北农民,都厚道、大气,能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

       北京知青懂得通过反思完善自我。知青们通过对插队经历的反思来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知青陈红在《难忘的岁月》中反思自己:“队长带着村里的一户人家来接我们到他家吃饭。这家准备的是羊肉扁食”。“我们当时不喜欢吃的扁食,其实在这个村子里,也只有春节才能见到。……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平时都吃糠咽菜,包点扁食连家里的孩子都不舍得给吃,山区的老乡啊,真是朴实。后来一连半个多月,我们都是挨家挨户地吃派饭,家家都是包扁食招待我们。”陈红也说出了陕北农民的无奈:“当时队长说县里要求每个村都要好好接待知识青年,家家户户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白面扁食是最最上等的东西。”

       北京知青懂得感恩。知青左佳齐想念《干大》,知青杜惠英想念《深山里的四干妈》,知青丰连福《走过四十年,难忘楼坪川》,知青方继红《难忘陕北情》,知青任建华认为《延安——永远的牵挂》。知青郝素馨吟唱《想延安,念延安》:“几回回渴望回延安,回到那黄土高原的山峁峁边。”知青夏宝庆,1974年我们一块儿在王窑中学教学(夏老师是公办教师,我是民办教师),他《回想当老师的日子》:“总是忘不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忘不了伴我同行的每一位朋友。”知青高澎生把他们北京91中初二(3)班14名学生离北京、到延安、到安塞沿河湾的日期,在《安塞插队回忆录》中记得清清楚楚。在《北京知青在安塞》一书中,知青刘锡恩、刘敏华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留下了手机号码,这是对安塞父老乡亲感恩的一种体现、信任的一种体现,也是他们自己做人阳光的一种体现、无私无畏的一种体现。

       

       北京知青在延安,不仅磨练了自己,升华了自己,而且为延安农民、延安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大山里的农民来说,北京知青的到来,促进了文化、生活、观念的转变。我这个农村孩子,就是从北京知青的嘴里才知道“肉夹馍”、知道“长安街”的,还得到一把小钢尺。知青赵志云在《把先进文化和文明带到了村里》讲,陕北农民“从知青那里他们了解了大山之外的事情,感受到了封闭带来的愚昧和没有文化的难处。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要供孩子上学,走出大山见世面……”一度时期,安塞农村小学的黑板前,几乎都有北京知青的身影。知青关秀兰在《插队小事》中回忆了她的队友朱仁当老师的故事:朱仁“教的是‘混合班’。所谓‘混合班’就是小学一到六年级,十几个男娃女娃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室就是村里羊圈旁边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土地庙。教室窗棂裸露、低矮、昏暗,土墙上挂着一块生产队长用墨汁刷了几遍的木头黑板,再放上几套破桌子烂板凳”。“在这所学校里,朱仁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她白天上课,晚上判作业和备课。”“一天下雨,不能下地干活,我听了朱仁一堂课。朱仁声音洪亮,用纯正的普通话领读课文,娃娃们认真地跟着朗读课文。”在《北京知青在安塞》中,知青夏宝庆、陈巧玲、王俐、任建华等,都回忆了自己插队时教学的往事。

       延安人民不会忘记,是北京知青把延安老区的艰苦情况上达天庭,促使了国家对延安老区的扶持。还有,北京知青上山下乡,也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城乡大融合。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在延安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啊,延安人民想念你们!我们王窑村经历过知青时代的老人们,就常常念叨在我们村插过队的北京知青:陈光水、洪府顺、郑学芬、张淑礼、刘桂芳、鲍希敏、郝玉珍、宋穆坤姐弟……2012年春,我在北京就约见到了在王窑插过队的曲中媛和夏宝庆。四十多年过去,说起王窑的山山水水,说起当年的人和事,两位知青都记忆犹新——北京知青啊,欢迎你们多回来看看!

       我认为,对知青时代,不仅要知情,而且要研究。《北京知青在安塞》,是纪实,是存史,也是研究。可圈可点。

       我知道,《北京知青在安塞》得以成书,得益于朱辽成同志殚精竭虑的策划、运作;《北京知青在安塞》靓丽面世,得益于袁梅老师如椽大笔的统稿、编辑。

       愿我的拙文能为该书添一点浅淡之彩,为知青和家乡尽一点绵薄之力。

       (2015年1月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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